拼多多的扶貧基因與產業(yè)本分

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福特基金會國際經濟學教授阿比吉特·班納吉在《貧窮的本質》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：

我們知道什么才是幫助窮人的有效方式嗎？

在他看來，啟動外來援助，形成本地產業(yè)，能啟動一種良性循環(huán)，即輔助貧窮地區(qū)在關鍵領域投資，從而提高其生產力，由此而產生的更高收入會帶來更多投資，收益將呈螺旋狀上升。但是，窮人通常缺少信息來源，相信那些錯誤的事情。

因此，貧窮很大原因在于信息不足。電商新模式卻可以起到關鍵作用，它讓信息、數據以及供需得到更精準的匹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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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(yè)扶貧與供需矛盾

扶貧不僅僅要建立產業(yè)，更需要解決信息和供需問題。

由于貧困地區(qū)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農村，在當地往往并沒有完整的工業(yè)產業(yè)鏈。因此扶貧項目很多都集中在農業(yè)生產上。這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問題，經濟作物，如水果、特色農產品、肉禽類，這些產品在國內基本都屬于產能過剩。

產業(yè)扶貧以后，增加了產量，增加了供給，但是市場沒有進一步的擴大。因此會造成大量的農產品銷售不出去，甚至連生產成本都收不回來。這不僅大大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，更是讓產業(yè)扶貧的效果大打折扣。

很多貧困地區(qū)產業(yè)扶貧之后隨之而來的滯銷現象就是典型案例。雖然志愿者耗盡大量盡力去匹配供需，但終究無濟于事。

11月20日，拼多多（NASDAQ：PDD）發(fā)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財報顯示，截至2018年9月30日的12個月期間，平臺GMV達3448億人民幣，較去年同期增長386%。

這份財報當然很好看，其中另一個關鍵數據則是和扶貧有很大關系。扶貧不僅僅在于把農村的產品“銷出去”，還在于把城市的商品“運進來”。

在“銷出去”這個層面看，拼多多已發(fā)動5萬名新農人，在全國農產區(qū)建立分揀、包裝、物流的分布式中心。過去3年共計銷售109億斤農貨，交易總額達510億元。拼多多覆蓋的農產區(qū)尤其是貧困農產區(qū)，已基本實現農戶“有產就有銷，多勞能多得”。

從“運進來”這個維度看，自從第二季度以來，國美電器、當當、小米等500余家國內外知名品牌入駐拼多多品牌館。再加上拼多多的精準補貼策略，在農產區(qū)，消費者可以得到更廉價的商品。

中國零售格局用消費升級和消費分級這兩個詞來概括再合適不過了，加上中國幅員遼闊，城市層次多樣，不同家庭有不同訴求。拼多多就像是一個管道，打通了不同市場、產區(qū)的“結界”。

扶貧，本質上是要破除城鄉(xiāng)二元結構。農貨進城，品牌下鄉(xiāng)，圍繞供、需、流通展開資源與需求的匹配，從而激發(fā)了從一線到四五六線再到鄉(xiāng)村市場的潛力。它讓二元市場重新粘合在一起，融為一個整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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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植基因的業(yè)務模式

打通城鄉(xiāng)結界，粘合二元市場，把扶貧和業(yè)務結合在一起是所有互聯(lián)網公司都在思考的問題。

此前有一家互聯(lián)網小巨頭公司扶貧業(yè)務負責人吐槽，自家公司業(yè)務和扶貧毫無關聯(lián)，與其去找業(yè)務和扶貧的結合點，“還不如直接給錢”。

這種思維邏輯當然是“懶政思想”，但其實也點出了一個難點：扶貧能不能和公司業(yè)務模式天然融合？

農村市場是一片泥淖，你不做我不做就沒人做，最終失去市場的終究還是企業(yè)自己。但是開發(fā)農村市場卻等于在挖掘中國互聯(lián)網的價值洼地。

黃崢11月8日參加烏鎮(zhèn)世界互聯(lián)網大會時曾表示：

過去三年，拼多多平臺已累計幫扶139,600戶建檔立卡扶貧家庭，產生超過21億筆扶貧助農訂單，累計銷售109億斤農產品，相關交易總額達510億元。

拼多多之所以能夠有接近京東的市值，很大因素就在于，打通城鄉(xiāng)二元市場的價值被市場和資本看好，這并不亞于京東這種把主要目光投放在一二線城市的電商。

阿里和京東常常用“沉下去”這樣的詞匯表達對農村市場的重視?！俺料氯ァ边@個詞一方面表達了農村市場的難度，另一方面也折射它們把一二線城市作為根基的思維模式。

事實上，對拼多多而言，扶貧助農是一種根植業(yè)務模式的本分，它更自然、更簡單。在扶貧過程中也并不需要那么“刻意”。

1、信息流：信息流的本質是信息找人，放在商品交易中就是“貨找人”。過去農戶生產的東西都要人找貨，但今天的貨找人可以提高連接效率，降低獲客成本。

2、社交流：通過拼團的模式，通過微信9億用戶移動社交的關系鏈傳播引爆規(guī)模，過去線性的傳播到了社交工具中得到的往往是裂變式傳播，進一步降低了品牌成本。

3、大數據：大數據讓供需關系更精確，整個過程可以實現庫存同步、訂單同步、發(fā)貨同步、對賬同步，以此縮短品牌方的銷售及回款周期。甚至預先根據數據預測銷售規(guī)模，展開排產，降低庫存和帶來的浪費與成本，降低庫存。

拼多多的拼團模式不僅能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需求，也能模擬預測消費者未來的需求，并將預測傳遞給上游生產商。通過對生產商數據賦能，他們將會有更充足的時間來計劃生產，開發(fā)出更符合目標客群的特定產品。

減少中間環(huán)節(jié)，農戶可以保留更多利潤，用戶也可以得到更物美價廉的商品。借助新式電商的爆發(fā)力，降低商品零售交易成本，效率、規(guī)模、成本都能在這種社交和拼團穿透作用下得到優(yōu)化。

一組數據顯示，拼多多一二線城市的占比接近50%，和淘寶、京東的用戶重合度已經超過1億，“低線專供”、“微信專屬”等標簽一點點被撕掉。

這組數據在很大程度上說明，城鄉(xiāng)二元市場之間的障礙正在被它打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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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自己“修橋造路”

打通城鄉(xiāng)“結界”，其實也是在為自己“修橋造路”。

早年間，阿里和京東一直在說要深耕農村電商，兩者不斷把小店、合伙人、物流、金融這些概念兜售給貧困地區(qū)。拼多多則是拼單、社交，用貨找人、社交裂變的方式，適應人的本能，扶助貧困地區(qū)讓城鄉(xiāng)二元市場得以融合。

企業(yè)用技術、商業(yè)配合公共機構共同從根源上解決一些社會問題，不僅自己可以獲取市場，社會問題也能夠得以解決。

中國城鄉(xiāng)市場的二元結構，農村市場對城市商品的需求，農村市場農產品以及城市工業(yè)品的滯銷，在這樣一個接近于C2M（Customer-to- Manufactory）模式的商業(yè)邏輯中一點一點被打通，扶貧得以良性循環(huán)。

尹生去年5月在《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騰訊和中國互聯(lián)網？》一文中曾經如此界定企業(yè)和社會責任的關系：

當這些公司從一個獨立的商業(yè)實體發(fā)展為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后，從產業(yè)競爭向生態(tài)競爭的進化符合其利益最大化，因為它們的利益越發(fā)與整個生態(tài)（也包括社會和經濟等）的整體利益密切相關，這要求它們必須從生態(tài)的整體利益。

也就是說，企業(yè)本身的發(fā)展高度，是和履行社會責任的深淺結合在一起的。

因為企業(yè)在發(fā)展過程中，不可避免會面臨壁壘，這些壁壘無不和面前的社會問題相關，解決這些社會問題，本質上是在為自己修橋造路，打通商業(yè)障礙。

這種業(yè)務邏輯用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學者孟德斯鳩在《論法的精神》中那句話來說就是：

有商業(yè)的地方就有美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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